诗的忧郁是狂喜的伪装
亚当·扎加耶夫斯基 （Adam Zagajewski，1945－），波兰诗人
诗歌将我们提升到日常之上
亚当•扎加耶夫斯基
天真的诗歌也有某些迷人的东西，我不是说业余诗歌现象有多么迷人。当然，它们足够无害，即便它们对我们理解世界并无帮助。（据说牛顿曾经把诗歌说成“不老实的废话。”）
当我们谈论文学这个巨人的时候，我们往往已有现成的答案：作品弥补了作者的性格缺陷（“他写得很好。”）但是，同样的事情，适用于我们的小诗人吗？
诗歌将我们提升到日常之上，使我们得以专注而热情地审视我们的世界。它并不能将我们从经验主义的限制之中完全解放；诗人不能飞升到空中，他们并没有被赋予外交豁免权，也不能免于疾病。
诗的忧郁，有时难道不是狂喜的伪装么？仿佛诗人都想要更久一点地享受灵感，于是把它藏在了一只耐热的容器里。
除了其它传统意义上的劳作，作家面临的紧迫任务还必须包括衡量两方面的成分，即：发现恶的新形式、善的新的品种、新的行为模式与不朽的生活方式。
在法国，几十年中抒情诗一直将其功能理解为一种方法论上的独白、对“诗歌到底是否可能”这一问题没完没了的沉思。这就好像一个善于内省的裁缝，不再为他人做衣服了，而是不停地在思考那句非凡的阿拉伯谚语：“针给无数人缝制好了衣服，自己却一直光着身子。”那些想在最根本的问题上寻求答案、富有思想的人，就会不可避免地离弃如此枯燥、自恋、与外界隔绝的诗歌。
如果我们想要严肃地谈论文学，有的作品，有些时候就必须被抛弃，即便它“写得非常好”——比如，马雅可夫斯基相当大一部分作品就应该被抛弃，虽然他巨大的天赋是不成问题的。
我们也有《杜伊诺哀歌》、艾略特的《荒原》、米沃什的《关于道德的论文和关于诗歌的论文》、曼德尔斯塔姆的彼得堡诗篇、奥顿的《阿基里斯之盾》、阿赫玛托娃的《安魂曲》、兹比格涅夫•赫伯特和策兰的诗——它们处理的是什么？邪恶、现代性、我们时代的生活、我们与时代之间的牴啎。
只有极少、非凡的诗歌，通过它们，大诗人评判我们时代的耻辱。
二十世纪最广受崇敬的诗人赖内•马利亚•里尔克，在这一个迷住过古代诗人的话题上，也几乎无话可说：应该如何在人类中间、在何种社群之中生活？虽然关于如何在存在的隐秘之中、在孤独中、在孤独的爱中生活，以及在如何去死这些方面，他都说得很好。
诗歌是一门艺术，因此不能减少到只是精神活动。但是，无论如何，我们需要记住，就像在破碎的镜子里一样，惟有在精神生活中，我们才偶尔得以一见“永恒”小小的、移动的火焰。
与此同时，精神生活也必须被隐藏，它不能被炫耀于大庭广众。
捍卫精神生活，不只是扔给激进的唯美主义者的一块小面包片。我认为，精神生活，以波兰语、英语、俄语或希腊语对我们讲话的那种内在的声音，也许有时只是低声细语的声音，却是自由的支柱和基础，是沉思与独立的不可或缺的领地，保护我们免受强大的打击和现代生活的诱惑。
在诗歌里，我们必须总是考虑至少两件事：事物之所是，与我们之所是。我们必须清楚地看见人类的喜剧和残酷，我们必须看到我们自己和我们周围之人的虚荣和愚行。但是，我们也不应匆忙地放弃对于更高世界、更高秩序的愿望，即使人类愚行的障碍可能使我们沮丧。
仅仅描述人类的堕落——无论多么小心谨慎——只会导向沉闷的自然主义。一旦离开了冷静的裁断，那么，对生活潜力的狂喜，它的神学的维度，只会带来一种不可忍受的、充满不恰当傲慢的修辞。但是，同时维持两种观点是极其困难的；最终诗歌也成为不可能的（正如人类的生活是不可能的，按西蒙娜•薇依的说法）。
“雅典与耶路撒冷”，这就是列夫•舍斯托夫和列奥•斯特劳斯看到的两难困境，舍斯托夫选择了耶路撒冷，斯特劳斯却发现其中存在不可解决的冲突。
为什么当代的诗人——成千上万的诗人——热衷于精神的冷淡，热衷于那些小小的、俏皮的玩笑，热衷于优雅、有时甚至是令人愉快的虚无主义？
我并不完全反对一种自由的、明智的、优美的诗歌，一种力图联结起近与远、低与高、凡俗与神圣的诗歌，一种力图记录灵魂的运动、情人的争吵、城市街景，同时还能注意到历史的脚步、暴君的谎言的诗歌，一种经得起时间审判的诗歌。我只是恼怒于那种小诗歌，精神贫瘠，无智慧，一种谄媚的诗歌，卑躬屈膝地迎合这个时代的精神刺激，那种懒惰的职业官僚似的东西，在一个幻觉的污浊的云团里迅速地掠过地面。
左起：马克·斯特兰德、布罗茨基、扎加耶夫斯基、沃尔科特在布罗茨基家中，1986年，by Jill Krementz
如果你用波兰语写作，你也就不得不接受波兰历史赋予你的复杂遗产。
时代的无情，及其补偿性的轻浮，意味着今天年轻的一代，熟悉后现代主义理论并充分意识到文本陷阱的年轻一代，已经忘记了所有那些恐怖；不能不说，就波兰战后文学的根本性质而言，在做出积极回应方面，有负于那一时刻——华沙人被迫离开化为废墟的城市那一刻。
诗人所起的主要作用，往往移交给了小说家甚或哲学家，这一情况是非常突出的；然而，在波兰，诗人们并不为现代主义美学教义的种种禁欲处方所困扰，没有撤退到炼金术式的隐喻所属的隐居处，而是怀抱巨大的热情，致力于研究世界的种种疾病。
任何试图以波兰语写作的人，都面临着新的威胁。众所周知的“常态”，它是很难界定，但中东欧的公民长久以来梦寐以求的情形，终于得以实现了，在文学上也是如此。“凡俗”现在被允许——你可以写得很轻，可以写得琐碎，完全只写自己那点事，或确实只写自己喜欢的东西（但主要是关于自己）；在某种意义上说，“意外取得的”民主对于极权主义的伟大胜利，也可以看作是常识对于斯大林主义谎言的胜利——谎言是斯大林主义的本质，而民主并不能保证谁免于粗俗。
用什么语言写作真的那么重要吗？任何一种语言，只要用得好，难道不是一样能够打开通往诗歌的门，向我们揭示世界吗？写作的人通常独坐，面对蛮横地反盯着他们的空白纸或暗淡的电脑屏。他们都是孤独的，如果不计这样的事实，即他们为他人而写作，而不是为自己。既受益于传统的鼓舞，又承担其妨害，那些已逝者声音的喧哗，他们试图深入到未来的年代，现在却保持沉默。他们想要表达的思想，似乎属于任何一种语言，他们内在的吼声像是火、风和水之外的一个元素。
作家是孤独的，表达喜悦或悲伤。他的探索的见证者，既不是护照办理处，也不是大学的文法专家，只是太阳和死亡——这两种力量，用拉罗什福科的话说，我们都不能正视。
李以亮 编译
扎加耶夫斯基书影
本期编辑：Chel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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